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成为世界经济热议的话题。在全球化退潮、保护主义抬头的今天，如何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顺畅稳固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对于2024年的世界经济来说，不仅有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这些持续性问题，还面临着“超级选举年”这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一旦特朗普重新归来，会对全球经济带来哪些冲击？在“去美元化”浪潮兴起、美联储政策预期转向的当下，全球资本会流向哪里？又会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主任陈文玲在接受“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系列专访时从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谈起，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挑战和机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系列，是观察者网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联合推出的重磅访谈节目，邀请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从房地产、地方债、乡村振兴、金融强国、高质量发展等诸多领域前瞻并建言2024年中国经济，敬请关注。

【访谈/观察者网 王慧 整理/房佶宜 林琛力 编辑/周小婷 朱敏洁】

观察者网：2024年是“超级选举年”，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范围内将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选举，覆盖全世界近一半的人口和近50%的经济总量。再加上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还在持续，这些地缘政治风险和区域性战争等问题会对2024年世界经济造成多大影响，您对今年世界经济的增速有什么预期？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陈文玲：2023年世界经济就不太轻松，俄乌冲突还没结束，10月又爆发新一轮巴以冲突，2024年这些因素都还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年的预测，未来5年世界经济都会低速增长，2024年会下降到2.9%【注：最新调至3.1%】，比最高位时的平均3.8%（2000-2019年）低了约一个百分点。这背后不只是一个百分点的问题，关键是整个世界经济处在极度不确定和极度脆弱中。

第一是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俄乌冲突造成沿俄罗斯、地中海、里海的物流中断，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和通胀水平。巴以冲突也正在越来越大地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红海是通往阿拉伯、以色列和欧洲的一条运输大通道，是商船必经之地。这条通道被战火覆盖后，很多商船不得不绕道南非好望角。影响最大的是运费，走红海通道，一艘商船运费是1400美元，走好望角就上升到4000美元以上，涨幅近三倍。加之中东是世界能源的主要基地，所以能源价格也处于不确定中。

第二是大选的不确定性。2024年，有76个国家及地区进行大选，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大选。现在美国大选形势似乎明朗，但仍存很大变数。根据民调数据，外界判断上一任总统特朗普上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特朗普最大的个性就是不确定性，当然也有确定性的一面，作为商人，他对贸易、关税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看得非常重，但执政政策时时在变。

俄罗斯大选，目前局势比较明朗，但影响仍旧不小；欧洲议会选举，人员更迭，势必给欧盟带来影响。

印度大选，莫迪获胜的可能性较大，他最大的决心是未来几年印度做世界第三，打造制造业强国。印度已经超过曾经的宗主国英国，未来三年如果再超过德国、日本，就成为世界第三，整个南北关系又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大选给世界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还包括可能会出现若干个类似特朗普的领导人，或是在经济上实行颠覆性政策的民粹主义人物。就像阿根廷总统米莱上台以后，出的招令世界猝不及防。

第三，全球货币政策可能会出现较大调整。特别是在全球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占比较大的美元。2024年美元的货币政策转向是确定的，但转向的力度、速度以及转向之后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所以我认为今年世界经济总的特点，一是走低，二是不确定，三是还有一些难以预料的“黑天鹅”和“灰犀牛”。

观察者网：您刚刚提到了美国大选，不知道是特朗普还是拜登上台，您觉得哪位胜选的概率更大？哪一位上台对中国的不确定性更大？

陈文玲：我现在一般不太议论这个问题，特别怕美国人说中国干预美国大选。作为一般可以评论一下，但是从观察者网传播出去的影响力太大，很容易被说中国某位有什么背景的学者说，支持特朗普上台，或者支持拜登上台。

特朗普和拜登的共同特点，一是年龄偏大；二是对华政策的战略方向一致，只是战术和打法不一致；三是他们的对华战略都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所以不管两位老人谁上台，我们对老人都很尊敬，但是不赞成这两位老人的做法。

首先，不能把美国利益凌驾在全球利益之上，用“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在科技上要领先世界两代”等话术来打压其他国家，用美国的高关税政策来解决贸易逆差问题。

其次，作为美国总统，要对全世界负责，而不是制造战火、拉偏架或是煽动颜色革命颠覆其他国家。大国的责任是维护世界和平，不能当军工复合体的代言人。

虽然发动战争锻炼了美国的战争能力，让新式武器得到了实验或应用，推动美国的军事工业发展，但这是把其他国家当成棋子，让整个世界处在动荡之中。对于一个大国领袖来说，这种行径不符合大国领袖的基本风范、基本道德水准以及基本价值判断，应该被时代唾弃。

最后，不管谁当美国总统，现在美元仍拥有准国际货币的地位，美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政策一定要和其他大国保持协调。但美国为了本国利益，没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将通胀从9.1%降到3%，但是把债务涨到了34万亿美元。

这样看来，拜登比特朗普更“伟大”。他今年把军费提高到8860亿美元的历史高点，此前通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法案》，承诺未来要投入几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还有《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和科学法案》，分别要拿出4300亿美元和2800亿美元。稍微掰掰手指头算一算，这些就有十几万亿美元了。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有一个国债钟，一开始设置的最高限额是10万亿美元，2008年爆表后增加了两个数位，现在上面的数字已经达到34.1万亿美元了。美国财政部长 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讲的非常符合美国实际，她提出美国应突破债务上限，在2033年国债达到51万亿美元。以拜登目前的速度，我觉得可以实现，甚至可能更高。

拜登通过借债，让很多人产生一种“美国经济软着陆”的错觉。美国现在虽然解决了就业问题，压低了通胀，制造业正在回流，看起来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但结合债务和通胀水平来看，我觉得这是一种虚假繁荣。

如果美元不是处于准国际货币的地位，就不能通过国债在世界上流通，不能在市场上购买。当美债发得最多时，美联储就成了最大购买者，曾经占到美债增量的60%。但是美国已经将问题转嫁出去，用7万亿美元的债务（注：2021年拜登上台时，美国国债累积约27万亿美元，至2024年已突破34万亿美元），解决了美国的经济问题。用美元去增加军费，用美元打科技战，这有什么光荣的？

过去这几年美元利率上升了11次，最高达到5.25%-5.5%，用这么高的利率、这么高的债务来支撑美国的这些经济数字，这个基础牢固吗？美国也有很多学者对其国内经济有很客观的看法，对美国经济潜在的风险很担忧。

去年9月我去美国访问时问美国人，美国的财务成本到底是多少，他们说已经占到财政支出的18%。美国经济潜藏着非常大的危机，包括债务危机、通胀，也包括几千万人没有医疗保障等等。

我们在和美国学者对话时，他们说拜登很伟大，是自二战以来最伟大的总统；认为拜登将美国经济发展得很好，通胀降下来了，失业率降下来了，基础设施建设启动了，美国和世界上的盟友团结起来了，特别是对中国的战略已经奏效了。但我觉得拜登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本质，是将经济政策政治化。

现在很多人在将中国和美国做对比时，往往有失偏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国经济有风险，中国经济学者很担忧，美国经济有风险，美国学者也很担忧。所以现在比较两国经济，真正要看的是经济的基本面，到底谁在长周期的基本面更好。

观察者网：美联储从9月议息会议开始，连续三次暂停加息。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本轮加息周期已经结束，2024年会转向降息。对此您怎么看，美联储是否或者什么时候会开始降息周期？如果降息，会对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产生多大影响？

陈文玲：去年上半年，我曾判断美元利率可能会在下半年调整，但结果并没有。我在美国和智库人士对话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多美国智库认为，去年美联储没有降息是为了巩固降低通胀的成果，避免通胀进一步反弹。

美联储三次停息，释放的信号并不是货币政策转向，而是有待观察。去年6月，美国通胀率降到3%，下半年三季度通胀率也在3%左右，但它的目标是要降到2%。所以，三次停顿是要看看市场的反应，如果通胀反弹，等于前面的加息白费了。今年上半年，如果通胀率能在3%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我认为美联储就要进行政策转向。

其实，此前美联储也释放了今年政策转向的信号，美联储的政策分析工具认为2024年利率会下调3-5次。从前主席格林斯潘开始，美联储就是采取小步快走的政策，调整幅度基本是0.25%。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2004-2006）曾连续加息17次，每次都是0.25%。这一轮美元加息，其中4次是0.75%，两次是0.5%，其余是0.25%。所以我觉得从升息到降息，一定是从0.25%的幅度开始，除非需要大水漫灌，才会有0.5%的幅度，但是像0.75%的降幅，几乎不可能。

观察者网：在美国降息的情况下，我国要做好哪些准备？

陈文玲：我国的货币政策比较稳健，也是逆周期调节的。

在美联储加息时，我国没有跟进，因为现在人民币汇率钉住的是“一篮子货币”，不仅仅是钉住美元。在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国家和国家之间没有恒定的关系。特别是金融改革以后，人民币汇率取决于中国国家信用，取决于我国宏观调控的需要。

所以在美联储升降息时，我们是逆周期操作。这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即我们可以更少地受美元升降息的溢出性影响，但也要把握好时、度、序。

在美联储利率由加息转向降息的过程中，我认为我国应该逐步进入加息通道。因为投资者对未来市场的预期有判断，资本的本质是逐利，当预测美国逐步降息、中国逐步升息的时候，国际资本会向中国集聚或涌入中国市场，给中国市场带来巨大的资本流量。这肯定是积极正向的，进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可能会爆棚。

所以，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包括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可能是今年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中国经济去年增长5.2%，今年还会维持在这个增长水平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然是最好、最稳定、最可预期的，再加上将来和美国在利率升降之间产生的利差预期，我觉得不用太担心中国资本市场的活跃度，今年会比较活跃。

观察者网：这两年有一个现象，就是好像全球都在忙着抗击高通胀的时候，中国却是逆势而行，一直保持着低通胀。2023年，我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全年都是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也出现了4次负增长，您觉得中国低通胀的原因在哪里？现在有观点认为，要摆脱经济低迷就要走出低通胀，对此您怎么看？

图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陈文玲：我国CPI和PPI这两年都比较低，而且PPI一直处于负增长，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我们进入通缩。

第一，我认为要出现价格负增长，同时市场上投入资本的流动性也紧缩，才能真正称之为通缩。我们市场上的资本没有通缩，还处于增长状态，只是价格处在低位，所以不能叫通缩。

第二，我们的价格水平处在低位，到底是问题还是成绩，还是既有问题也有成绩？其实我国PPI处于负增长，因为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制造业从最高的时候占GDP比重的32.5%，到2023年降至26.2%。此外，制造业结构也有很大变化。以前是服装、鞋帽、箱包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需要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多，耗电量也比较大。现在很多制造业转向高技术含量，比如新能源汽车、高储能电池以及半导体全产业链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减少用电量、耗能量，所以生产资料的用量会减少。

第三，能源是制造业最重要的原材料，原材料价格里能源占很大比重。我国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能源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布局。

原来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50%左右，现在除了中东，我们还从中亚、西亚、俄罗斯、美国等国进口。“一带一路”这10年，我国从48个国家进口石油，从10个主要国家、5条主要管道进口天然气，俄乌冲突之后，又增加了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量。原来我们的石油进口80%走海运，成本非常高，现在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天然气成本低于国际平均价格。

此外，我们还和沙特阿拉伯、伊朗、卡塔尔、土库曼斯坦有长期合作，能源价格稳定，而且很多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特别是低于期货交易所的市场引导价格。

这些都是我们生产资料价格低的重要表现。生产资料价格低，又是PPI负增长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PPI负增长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用的少了，二是来源多了，价格便宜了。

那么，我们的CPI指数为什么低呢？第一，来自工业转移过来的商品价格低，比如很多服装的价格在下降。

第二，粮食连续18年丰收，这一点非常重要。去年虽然遭遇灾害，但粮食产量还略有上升，保证了基本口粮的稳定。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端得比较稳。

第三，原来影响CPI价格指数最大的因素往往是从猪肉开始的，基本上是“替罪猪”，不论价格高低，都说是猪肉原因。其实现在生猪价格下降幅度很大，年年下降的原因并不是人们对猪肉的需求降低了，而是生猪已经从个体养殖为主转向大规模养殖。何况，还有生猪储备体系，随时可以平抑物价。

生猪价格降低，日用消费品价格降低，再加上由于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带来上游商品价格降低，所以CPI价格也处在低位。就这个意义而言，在全球通胀高企的情况下，我们仍能保持低价格，只能说是中国政府长期谋划，在战略上为中国经济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有些经济学家提出，通胀必须涨上去，涨到6%，然后从6%再降到4%，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这是用完美的西方经济学公式来解释或解决处于动荡中中国和世界经济。这个公式计算不出未来，也计算不出一个国家的战略布局给本国带来的收益。

观察者网：目前一些国家开启了“去美元化”的步伐，通过减少美元储备、以非美元货币进行跨境交易结算、探索建立新的多边结算机制等等，想要解除对美元的依赖。这一轮“去美元化”兴起的原因是什么？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将如何演变？这轮“去美元化”对人民币国际化是机遇还是挑战，为什么？

陈文玲：“去美元化”虽然已经形成潮流，但目前对美元的伤害并不大。因为潮流即使再凶猛，礁石仍然在那里。你的船要过礁石，可能要绕道，或者把礁石炸掉，才可以通行。

我觉得美元现在就是世界经济的礁石。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美元和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不再跟黄金挂钩，这是美国对世界最大的失信。从那时开始，美元就成了信用货币，是没有任何实物和黄金做支撑的纸钞，跟世界各国货币没什么两样。

但从1944年到1971年，美元一直是世界货币，人们已经形成使用路径依赖，国际贸易结算和国际货币储备还是习惯于用美元作为锚定物和储备货币。顶峰时本世纪初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70%以上，现在仍有60%左右。在国际贸易结算领域，美元仍占据85%左右。据SWIFT体系的数据显示，美元的比例也是不降反升，俄乌冲突前约占38%（2021年），俄乌冲突后上升到46-47%。

谁的份额下降了？欧元。经过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俄乌冲突，欧元的结算能力不断受到冲击。欧元在结算中的比重曾超过美元将近一个点，现在美元上升到46%多，欧元则从当时接近40%下降到22%左右。所以美元的地位还在，在国际储备、国际贸易结算体系中都具有绝对优势。

第三，虽然全世界已经建立起30多个绕开美元的结算体系，但都是单一的结算体系，比如一些欧洲国家和伊朗、俄罗斯、中国之间的结算机制。SWIFT体系是国际金融组织的一个电报发文系统，本来不是美国的，但9·11事件以后被美国用作反恐，最后成为美国打压遏制其他国家的工具，目前还没有一个结算体系能和SWIFT相抗衡。

第四，国际货币向数字货币发展，美元的数字化水平也在提升。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央行都在推进数字货币，但数字货币如何互认，如何联通？数字货币到底是代表着实物货币同等的价值量，还是脱离实体货币成为单独的数字货币？数字货币若真正形成互认，形成一个强大的数字货币体系，各国的货币体系、数字货币谁来确定？它的锚定物又是什么？大量的问题都还没有真正解决。

此外，现代金融的虚拟化程度大大提高。马克思当年所说的资本公式，即必须经过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再到增值资本（G—W—G'），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从货币到货币，也就是直接将货币作为交易物的量越来越大。现在又出现很多虚拟货币，比如比特币，原来美国不承认它的地位，但最近正式承认了比特币的法律地位，给货币虚拟化插上了翅膀。

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非常复杂。一方面，从2016年至今，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包括储备货币、结算货币中所占比重一直在横盘，跨境贸易结算中全球支付交易占比首次接近5%。未来在某个时间点，随着中国国家信用、国家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的信用水平提高，人民币可能会有一个骤升阶段，也许那时整个世界会猝不及防地都采用人民币结算，因为这是世界上最稳定、最有信用、具有实物支撑的货币。这个阶段会到来，但不会那么快到来，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一定有一个大变革。

美元的霸权地位最终会结束，但美元、欧元、人民币等各国货币都会存在。各国货币应该寻找最佳的排列组合，形成更为合理、均衡、可持续、便利的新全球货币体系，而不是某种货币占据霸权，冲击他国经济，导致其遭殃，使整个世界处在动荡之中。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的货币体系，而是一个稳定、合理、可预期的、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服务的货币体系。

观察者网：您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美国在几个重要经济领域明显加大了对华遏制的速度和力度。其中，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对华遏制或许已经开启，美元美债国际大循环受阻后更是加大了打压力度。这些打压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针对中美之间可能的金融博弈，我们可以做哪些准备？

陈文玲：在中美金融博弈中，我们是弱者，始终处于被遏制、被打压、被收割的状态。美元的地位还在，美国的实力也还在，美联储升降息都会对我们产生影响。

在金融上，我觉得应该防范三点：

第一，美国的金融资本在下一轮美元降息、人民币升息的过程中，会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但会不会快进快出、会不会收割完后扭头就走？目前还尚未知晓。

所以我们要防止美元降息、人民币升息以后，大规模恶意炒作资金收割中国的优质资产，或者在中国股市上兴风作浪。

第二，去年香港股市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7、8、9这几个月；其实转折是从6月开始的，资本市场大规模撤离，同时唱衰中国经济。唱空和做空同步进行，可以说既是舆论战，也是金融战。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只能增强，不能减弱，对于外部恶意做空、唱空，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支持香港继续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发挥原本的制度优势、资本运营优势、财富管理优势。把香港的地位稳定下来，这一点至关重要。

中国股市本身的制度设计也需要改革，因为它已经不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了，不管什么情况，都在3000点上下浮动。我希望中国股市能够健康发展，不要大起大落，但也不能只落不起或者永远钉在一个点上，要能起到经济调节的作用，还要像有些国家的股市那样，给居民创造财富收益。

第三，应该防范中国在美上市企业的财产安全和投资的资本安全。

无论是特朗普时期还是拜登时期，美国政府都要求一些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退市。在中国证监会和美国财政部会商后，达成了一些共识，除了5家大型央企转到香港之外，其它在美上市的中企仍留在那里。如果未来美国领导人变动，会推行何种金融政策，会对在美上市的中企采取什么措施？这些都值得关注。

2016年是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最多的一年，高达460亿美元。这几年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美国限制中企赴美投资，特别是去年拜登签署了投资限制令，对中企在美投资还会进行进一步限制，尤其是高科技企业。

所以，无论是贸易战还是金融战，这三点我们都要作为重中之重。

观察者网：从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至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发动多次制裁，涵盖经济、金融、贸易等领域，可以说是“痛下杀手”。不过，这些前所未有的制裁似乎没有达到西方预期的效果。普京说，2023年俄罗斯的GDP增速预计将超过3.5%，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俄罗斯已超过德国，成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对于俄罗斯在西方全面制裁下的经济增长，您有何解读？

陈文玲：俄罗斯经济增长是超预期的。

冲突发生后，美国和欧洲出台13000多项制裁措施，制裁之全面、力度之大、措施之严厉前所未有，超出了人们的预期，甚至连俄罗斯的树、俄罗斯的音乐家都遭到制裁。俄罗斯当时有超过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3000亿美元至今仍被冻结，西方国家正在商量是否将这3000亿美元冻结资金作为援助乌克兰的经费。

两年过去了，乌克兰背后的美国、欧洲国家已经出现疲态，对泽连斯基似乎有了审美疲劳。此前大家认为俄罗斯会挺不住，在美国为首的北约支持下，乌克兰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很多事情往往出乎意料。

首先，俄罗斯能挺住这么长时间，经济不但没有崩溃，还稳定下来。根据俄统计局的最新评估，2023年俄罗斯GDP增长预计3.6%。

其次，俄罗斯能源市场被切断后，没想到转向如此彻底。原本俄罗斯能源的主要市场在欧洲，2021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分别占到进口总量的26%、52%和52%，奥地利和捷克等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甚至高达80%以上。而俄乌矛盾彻底爆发、北溪管道被炸以后，这一局面就被打断了。

当时，人们对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并不看好。战争爆发后，短期内俄罗斯卢布价值急剧下降，贬值近50%。IMF预测俄罗斯GDP在2022年同比萎缩3.4%。2022年，俄罗斯经济确实出现负增长，但没有预期那么高，到2023年，俄罗斯经济正增长3.5%。

这一现象应该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这说明俄罗斯自身具备资源、能源、粮食等能够保证国内大循环的基本条件，可以打持久战。

第二，这离不开俄罗斯的“向东看”战略，和中国开展贸易。战争爆发后，俄罗斯来自美国、欧洲的工业品，包括制造业零部件、中间品，基本中断了，现在这些商品主要来自中国。去年中俄双边货物贸易额达240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3%。2022年，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9.3%，今年肯定还在2000亿美元以上。

如果没有和中国进行贸易，保障了对日用消费品市场的供应和制造业中间品，俄罗斯不可能挺下来，也不可能恢复。

第三，俄罗斯反遏制手段的成功，比如“卢布令”。

第四，就在战争胶着之时，特别是美欧加大对乌支援，乌克兰准备大规模反攻的时候，去年10月7日巴以冲突爆发，一下子把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中东，从加沙到红海，从哈马斯到胡塞武装，再到伊朗，美欧对乌克兰的战略支持在很大程度上被分散了注意力，美国的重心也有所转移。

第五，美国国内的变化。原来美国参众两院都由民主党控制，中期选举后众议院变成共和党控制。拜登提出的对乌援助计划就很难通过，包括最新提出的1000亿美元援助计划，其中分给乌克兰超600亿美元。关于援乌问题，美欧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战争疲态已经显现。

相较而言，俄罗斯有强大的能源资源、粮食保障，也有资源换钱的通道，还有工业品来源的通道，国内经济、人民生活能够正常运转。反之，受战争影响最大的是乌克兰，很多重要设施基本毁于一旦，经济大幅下行，还产生了1000多万难民，完全靠美欧援助才能打下去。而且巴以冲突若不结束，恐怕对乌援助力度会越来越小，战争的结局也可能越来越清晰。

观察者网：反观欧元区，目前情况不容乐观，欧元区20国经济活动表现出明显的疲软，2023年已经陷入衰退，并且看不到立刻反弹的迹象。作为昔日“欧洲经济的火车头”，2023年德国GDP下降0.3%。您认为欧元区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是什么？这会对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出口贸易造成多大影响？中国应为此做哪些准备？

陈文玲：欧洲是此次俄乌冲突中仅次于乌克兰的受害者，出现了很大的战略失误。欧洲受到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四重打击：

第一，欧洲经济受到重创。除了欧盟，英国GDP从2022年增长4%下降到去年的0.5%，欧洲整个板块的下行都非常明显。

第二，高通胀始终居高不下，老百姓生活受到很大影响。经受着高物价、高通胀煎熬的同时，欧洲加快向新能源转型，但转型需要过渡期，不会那么快，所以寒冬还比较长。

第三，俄乌冲突对欧元的打击很大，最高时欧元在贸易结算货币中占比近40%，俄乌冲突后直接降到约22%，对欧元的打击大于伊拉克战争和科索沃战争。

第四，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对欧洲的冲击。欧洲失去了俄罗斯的低价能源，通胀高企，美国趁机杀熟，杀得果断、有效。美国将本国液化天然气（LNG）用高于美国本土价格的4倍甚至8倍卖给欧洲，而欧洲只能接受这样的高价。紧接着，电价升高，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导致企业、特别是制造企业无法生存，产业链、供应链加快转移，很多新能源汽车、环保产业等转移到美国。再加上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给这些企业补贴及低价能源，大约三分之二的欧洲企业转移到美国。当然也有一部分欧洲企业像德国化工企业转移到中国。

美国从奥巴马任内开始就想要重振制造业，俄乌冲突给了美国一个最大的机会。

观察者网：最后想和您聊一下产业链供应链的问题。在美国强推对华“脱钩断链”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重塑，未来世界的产业链供应链将是怎样的格局？对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我们该如何应对？

陈文玲：美国现在已经承认强推产业链“脱钩”失败了，所以换了一个新词叫“去风险化”，新词的发明者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我觉得，冯德莱恩没有提出什么像样的政治主张或经济主张，但“去风险”这个概念被放大了，其实就是风险被放大了。

所谓“去风险”和“脱钩断链”其实是一回事，就是和中国产业链切割，在产业链中剔除中国因素。他们称之为摆脱单一产品对中国的市场依赖，或者是摆脱单一来源地是中国、产业链中最重要环节是中国的产品。

加快去全球化、去中国化，主要是为了削弱中国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和作用。美国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最主要的目的是打断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防止中国超越美国，从而影响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

改革开放初期，美国对我们是不屑一顾的，是俯视的，我们也确实对美国望尘莫及。但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十八大后的加快发展，不仅是发展速度在上升，发展质量、科技水平、创新能力、比较优势也都在提高。

在此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和一战、二战时期美国的世界制造业地位差不多；但美国因为去工业化，其制造业占GDP比重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约28%降到现在的11%，所以想让头部企业都搬回美国。

特朗普政府要求企业搬回美国，拜登政府要求“友岸化”“在岸化”“近岸化”，把盟友体系形成价值观供应链，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实现中低端替代，再通过日本、荷兰等国实现高端替代，最终想要实现全产业链替代中国。但我个人认为，这种替代的成本是巨大的。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前几年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原来美国在全球半导体行业所占比重是37%；特朗普任内发起贸易战，等到拜登上台时，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业产值降到全球的12%。从37%到12%，25个百分点，转移到哪了？最主要还是转移到了中国。

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市场，虽然我们缺核心零部件，特别是像阿斯麦光刻机这些关键技术和设备，但我们有半导体产业链及其它相关产业链。我们是产业链配套能力最强、产业规模最大，技术转化为生产能力、生产场景、行业产品能力最强的国家，也就是应用市场最大的国家。

战后几十年形成的全球产业布局，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美之间形成的产业链相互连接、相互支撑，想要真正切割是很困难的，需要极大成本。比如，从特朗普时期就提出台积电赴美设厂，到了拜登政府，起初要求台积电转移6个工厂，但至今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工厂还没真正开业。按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的说法，在美国的成本可能要比在台湾高几倍。何况，没有配套的技术人员和产业链能力，只建一个工厂行吗？

据美国研究机构分析，苹果形成的“果链”要从中国转移一条生产线，需要8年时间，现在苹果在向越南、印度转移，但它大量的核心零部件还是来自中国。

2022年，中印贸易额为1359亿美元，其中中国从印度进口174.8亿美元，对印度出口1185亿美元。所以，印度抱怨和中国之间有巨大的贸易逆差，中国又占了便宜。

但真的是中国占你便宜吗？是你没有这些核心零部件。这些头部企业即便搬到印度，它要生产也必须从中国进口。

可见，产业链的切割是非常困难的，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即便你可以找到一级、二级供应商，命令他可以采购谁的商品、不可以采购谁的商品，但是到了三级、四级、五级、六级，到制造螺丝钉的、制造微传动系统的，你就找不到了。

现在的产业链还没有达到万物可视的程度，像半导体产业的全产业链涉及120个国家，而这120多个国家又涉及到多少家企业？这些目前还都没法完全掌握在一个国家手中。

观察者网：所以，产业链和供应链不是想切断就一下子能切断的。

陈文玲：是的，越是国际分工复杂的、产业技术含量高的，就越难切割。现在中国形成了新的产业链供应链，换道超车，又有了新优势，比如HUAWEI Mate 60 Pro，国外有人拆解发现，零部件几乎全部是国产的，那还怎么“去中国化”？如果我们能做到像孟晚舟所说的，“为世界提供第二选择”。当其他国家觉得中国的东西已经实现了超越、自己有了第二选择的时候，你那些几纳米的产品将来就是废品和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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